伤寒大家

黄煌:经方家身上的特质

在诸多的名医中,我最敬佩经方家。他们的为人,他们的著作,他们的医案,他们的用药,无不具有独特的个性,也因为有个性,所以具有非凡的魅力,吸引着我们去学习,去借鉴,去研究。

 

一、人格

 

经方家大多性格直率,敢于直言,不随波逐流,更嫉恶如仇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,是曹颖甫与范文虎,前者自号“老戆”,后者自号“古狂生”,但戆得可敬,狂的可爱。

 

民国十年,某军阀来曹颖甫家乡江阴,当地士绅名豪在某花园大摆宴席,军阀闻曹颖甫文名指名要他作陪,他几番回绝,还提着篮子在花园附近挑野菜,以讥讽权贵。1937年,江阴沦陷,曹颖甫先生不仅不避难,而且在日寇侮辱妇女之际,挺身而出,怒斥凶残,最后倒在屠刀下,表现出爱国中医的不屈气概。

 

宁波名医范文虎的“狂”,是不畏权势,诅咒旧社会。时军阀张宗昌湿困而邀诊,范氏视其头昏纳呆,遂书清震汤一方。张嫌其处方按语简短,药味少,药价贱。范文虎讥之曰:“用药如用兵,将在谋而不在勇,兵贵精而不在多。乌合之众,虽多何用?治病亦然,贵在辨证明,用药精耳!”四座惊骇,范文虎仍旁若无人,谈笑自如。他的挚友病故,他的挽联为“克家有贤子孙,死而无憾?处身当恶浊世,生欲何求?”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自己生不逢时的激愤之情。他手书的春联“水深波浪阔,人少畜生多”,更是对黑暗社会的鞭挞。

 

二、医德

 

经方家的医风医德最为可敬。范文虎自奉甚俭,不讲究衣着,不搞排场,终年一身对襟长衫,头戴卷边铜盆帽,脚蹬布僧鞋。当时宁波中医挂号金概收六角,而范文虎只收四角零六个铜板。而出诊费独昂如到慈城出诊一次收费48元,上海等地以天数计,出诊费200元外,逗留一天加100元。其中原委,他解释:“门诊之人,亦贫病者为多,出诊则多殷实之家。既出诊所费甚伙,倘非富有,断不会有如此排场”。范文虎每遇病急邀诊者,虽子夜严寒,必揭被而起,从不稍迟。对贫病者,常施诊赠药,有时几乎倾其所有,而范文虎仍不以为然,尝自书春联“但愿人皆健,何妨我独贫”,可见其一片真心。

 

常熟名医余听鸿先生,是近代经方大家。其治病十分认真,具有高度的责任心。他说:“余素性刚拙,遇危险之症,断不敢以平淡之方,邀功避罪,所畏者,苍苍耳”。他还说:“为医者,尚济困扶危,死中求生,医之责也。若惧招怨尤,袖手旁观,巧避嫌疑,而开一平淡之方以塞责,不徒无臆对病者,即清液自问,能无抱残衾影乎?”如治张芝卿阴斑泻血,时值严寒新春,他竟不回家过年,守护在病家,“雪深三尺,衣不解带者半月”。治赵女关格,他想方设法,“焦虑两月,是能治愈”,后作为“生平一快事”而记载于《诊余集》中。

 

曹颖甫先生也以俭朴自安,恬淡自守,急人之急,忧人之忧,有来乞诊者,不为风雪阻,常常亲自前往。“先生之临险证也,明知其难治,犹必殚精竭虑,为之立方而后安。曰:毋有方而不用,宁不效而受谤。又曰:必求其生而不可得,则死者与我皆无遗憾也。”这是何等的思想境界,能不让人肃然起敬?

 

三、著述

 

清代的经方家舒驰远,做学问从不人云亦云,敢于直抒己见,其著作《伤寒集注》一扫五行生克、形质气味、标本中气等袭虚蹈空之谈,对黄连厚肠之说也予以否定,谓:“肠厚与薄,何以辨之?”章太炎先生曾以“妄”字评价舒氏,可见他敢于怀疑,敢于追求真理的精神。

 

徐灵胎先生研究《伤寒论》30年,其研究心得写成《伤寒论类方》一书,此书五易其稿,前后七年,可谓用心着力。但此书并无长篇大论,而是将《伤寒论》方分成麻黄汤类、桂枝汤类、柴胡汤类、白虎汤类等十二类,重在阐述仲景方证与病机,这种以类方研究仲景的方法,执简驭繁,以少胜多,具有科学的简单之美。

 

曹颖甫先生使用经方,力求其验。他说他记录临床验案,“以考验实用为主要”,书中附以治验,非以自炫,而是作为证据。他的医案名《经方实验录》,实验,即临床验证的意思。

 

余听鸿先生的《诊余集》,也记载了他生平用经方大剂治疗危急重症及疑难杂病的经过,以及他收集的前贤验案及民间有效验方,过程详实而可信,可见,他们的思想富含科学的理性。

 

近代经方家陆渊雷先生的《伤寒今释》、《金匮今释》,在治学方法上更有特色,书中既有汉代训诂法,又有西医生理病理学,以及现代胡希恕先生《经方传真》的实在,都能给人以许多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的震撼和启迪。

 

四、医案

 

经方家的医案,最能反映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态度。行文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,无空话套话,不做表面文章。

 

曹颖甫医案,案语质朴直率,仅列主证主脉,不事修饰。论病尤恶用五行生克之套语,有仲景笔法。

 

范文虎医案,不拘格式,随笔写就,如说如话,不硬座文章。有只书一二字者,点到病机即止;有时走笔疾书,瞬息数百言者,其中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。更载有误治病例,一无掩饰,尤为难能可贵。

 

章次公先生出于曹颖甫、丁甘仁两先生门下,得经方家之精神,其医案分析病机,均以客观事实为依据,无任何主观臆测之辞,并多有中西医学理论合并讨论。按语则文笔潇洒,用词简洁,医案每寥寥数语,如说如话。当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对其医案的文笔十分欣赏,他见章次公身材矮小,因有“笔短如其人”之评,一时传为佳话。

 

余听鸿先生的《诊余集》属追忆式医案,记载详细而不烦,能使读者哟亲临现场之感。其文笔朴实,如老师灯下长谈,娓娓道来,十分亲切。

 

五、用药

 

经方家的用药,胆识过人。他们多用药性较猛,带有偏性的药物,所谓“药不暝眩,厥急不廖”。轻如麻黄桂枝,重如大黄附子,毒如乌头巴豆,剧如芫花大戟。其中又各有专长。现代经方家吴佩衡先生擅用大剂四逆汤、通脉四逆汤、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扶阳散寒之剂,治愈许多阳虚阴寒的危急重症。他对附子的研究颇深,其医案中对阴寒证的识别,附子的超常规用量以及那无可辩驳的疗效,既让你惊心动魄,又让你不由得称奇叫绝。清代经方家舒驰远临床擅用六经辨证,其医案中有用麻黄汤催生,用白虎汤安胎,可见其卓识!

 

经方家的用药,精简而效著。曹颖甫用药,常是一剂知,二剂已。范文虎通常用药不过五六味。现代经方家胡希恕先生也是如此。据刘渡舟先生回忆,每当在病房会诊,群贤齐集,高手如云,唯胡希恕先生能独排众议,不但辨证准确无误,而且立方遣药,虽寥寥几味,看之无奇,但效果非凡,常出人意外。

 

经方家用药,皆取形体易见者为指征,而无意臆测之见。望形、辨体、察舌、切脉、按腹……,均取实证。如范文虎先生说:“余平生用药大多有据,绝非漫无目的”。现代经方家范中林先生用桂枝、附子,均以舌淡暗、苔白腻等为证。日本的古方家则更强调腹诊,唯可见者为凭。

 

经方家用药,以仲景方为本。曹颖甫先生说:“仲师之法,今古咸宜”。有恶寒无汗,身疼痛者,则麻黄汤原方,一味不更,一味不改,甚至剂量比例也按仲景之旧。如果证有变化,则方也更改,或加或减,自能与仲景心法切合。强调方证相应,尊重前人的用药经验,是他们的基本原则。

 

总之,经方家的用药,以临床需要为依据,本无通套方法,以治病活人为目的,更没有以轻描淡写而邀功避罪。他们的用药,是“疾医”的用药,他们的处方,是“活人”的处方。

 

我最敬佩经方家,是因为他们直率质朴而不浮华,务真求实而不虚假;他们既有深邃的思想,又有扎实的实践;他们是学者而非商贾,他们是医生而非政客;他们富有救死扶伤的责任感和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使命感。经方家的身上透发出超越时代的非凡魅力,他们代表着中医药的灵魂和希望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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